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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秋收的博客

让课改充满思想 让教学充满智慧

 
 
 

日志

 
 

课改中国行报告  

2011-09-02 12:27:57|  分类: 课堂改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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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课改报告


       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行动,这是一次意蕴深远的行动,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中国教师报所奉献的一份大礼!
       7月27日,中国教师报发起“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覆盖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县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用眼睛去发现,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思考,为中国课改提供独家全记录。

■ 目 录
    “课改中国行”特别报道:
    1—4版: 中国课改报告(调查篇)
     5—6版: 课改路上,我们碰撞智慧(专家篇)
    7版: 课改路上,我们一起行走(志愿者篇)
    8—9版: 课改路上,我们风雨同舟(花絮篇)

   7月27日——8月31日,历时一个多月的“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暂告一段落。但是,不要以为“结束”的字幕已经打出,不要以为我们的脚步已经停止。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地方等着我们走进,还有很多典型等着我们挖掘,还有很多故事等着我们书写。相约课改行,明天再出发!


课改中国行·调查篇·中国课改报告
——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记录

                         本报记者 雷振海 李炳亭 褚清源 康 丽

 

    7月31日,“课改中国行”“红四军”从兰州一路风尘仆仆抵达甘肃省西和县。
  与教育局负责人见面后,顾不上片刻休息,他们就赶往会场,准备各种材料,联系尚在路上的宣讲团专家。“红四军”一路4人,除了领队马朝宏外,还有另外两位记者郭瑞和宋鸽,唯一的男士韩世文负责团队的辎重。因为水土不服,马朝宏和郭瑞都患上了肠炎,身体极度虚弱。可一直被密集的行程催促着,两个病号几乎没有时间找一家医院输液。她们这样拖延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怎么吃东西,就凭着一股精神支撑着,一天一座城市,扛着那杆红色的旗帜,马不停蹄地走下来……
  随团的宣讲专家李雪涛,是北京市昌平区长陵中学校长。当马朝宏打通了李校长的电话,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原本安排李校长从北京飞往咸阳,然后转乘火车赶往甘肃西和的,可因为大雨把路基冲垮,李校长和随行的另一位专家生生被困在了路上。如果李校长不能如期赶到,活动就无法如期举办,马朝宏急得几乎哭了。
  后来,李雪涛决定租车赶赴西和。为了迎接李雪涛,郭瑞在火车站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了凌晨2点。当疲惫不堪的李雪涛校长与望眼欲穿的“红四军”汇合时,马朝宏说,大家见面一握手,鼻子酸酸地就流泪了。
  8月1日,西和的宣讲和采访活动圆满结束。忙了一整天,几个人简单吃了晚饭,收拾好行李准备经由兰州赶往下一站河南,可到了兰州火车站,才发现没有去往河南的火车了,只能临时决定在当地过夜。没想到受旅游季节的影响,兰州市竟然找不到一家酒店。几个人拖着行李,一家家问过来,好不容易找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了。身子一挨床就变成了“烂泥”,囫囵着睡一觉,一早5点半起床,蓬头垢面地赶往车站。
  李雪涛返程后,谈起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时,一个大男人竟感动得直流泪。他说,我就没见过还有像中国教师报人这样敬业的!有这样的精神和担当,还有什么事做不好呢?在学校的教师培训会上,他把这一路的经历和感动完整地讲给了他的老师们。
  同样,“课改中国行”“第三路军”随团宣讲专家、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任永生,也把中国教师报人的“铁军精神”当作全区教师培训的“课程”。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放大的照片,内容来自中国教师报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打造一支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

为一种“责任”集结

  正像任永生局长所说的,中国教师报这些年定位于课改,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
  课改,作为一个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国家意志”,10年了,有着怎样的成长、得失?是不是依然有人在质疑甚至对抗课改?课改到底有哪些制约性问题?课改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到底有何巨大的意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今年7月份,中国教师报联合西安博创软件有限公司,发起了大型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课改中国行”。
  7月27日上午,“课改中国行”启动仪式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楼前如约举行。“课改中国行”大军由中国教师报全体编辑记者、著名课改区域和学校领军人物、赞助企业人员和教师志愿者共同组成。他们从北京出发,兵分4路,奔赴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甘肃、陕西、河南、福建、安徽、湖南、湖北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县区,历时月余。活动以“教师引领希望,课堂承载未来”为主题,分为“课改万人签名”、课改问卷调查、专家讲座、义务赠送图书和软件义送、校长教师座谈、采访等内容。
  “课改中国行”的最大特点是深入基层调研教育,正如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史习江在启动仪式上所说的,这是中国教育媒体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基层“行走”,是拉近读者、贴近地面、服务国家的媒体成长尝试,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史习江寄语中国教师报的全体编辑记者,要闯出一条媒体专业成长的新路径,不仅要能够发现课改的典型,而且要敢于引领中国课改的发展,真正践行“教育家办报”的媒体理想,从而为中国教师报打造出更加鲜明的媒体特色,落实办报宗旨——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经历这次艰辛的行程之后,刚刚加盟报社不久的“新人”梁恕俭在自己的博客上向网友们“坦白”,此行让他“终生难忘”,他说,人活着,总该为自己留下点可以回忆的东西,总该需要一点精神,总该敢于去担当。
  本报记者周书贤,一口气跟了4个省的宣讲与采访,回来就病倒了。去了福建大田和东山,他为当地整体推进课改而欣喜,这个平时滴酒不沾的汉子,一高兴,两杯酒下肚把自己灌醉了。而在另外一个“不课改”的地方,当那里的局长和校长们谈起课改除了抱怨就是抱怨,理由找了一箩筐,什么体制、师资、资金,一向不善言辞的周书贤当即回应:什么是“体制”?每个人都是“体制”,如果每个教育人都动起来,都守好教育人的底线,中国的教育就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一路走来,几乎每一个“课改中国行”的参与者,都是这样矛盾着、感慨着,甚至痛苦着。好在,记者们发现,在中国教育行走的路上,正有一大批教育人一直默默地躬身前行,他们以自己行动的脚步,丈量着中国教育的明天。
  10年课改,风雨如磐;课改之路,任重道远!
  韧性、责任、行动,成为“课改中国行”的三个关键词。

“红动”全国

  旗帜是红的、标牌是红的、会场的背景板是红的、胸牌是红的,口号是红的、行动是红的、理想也是红的,“课改中国行”所经之处,刮起的是红色旋风,沿途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教师报的“课改中国行”是一场中国教育的“红色风暴”。
  作为一项公益活动,“课改中国行”宣讲采访团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教师的普遍欢迎和媒体的关注。很多媒体把“课改中国行”活动作为一件重要的社会新闻和教育新闻予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百家平面、广电和网络媒体对“课改中国行”进行了报道。
  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媒体,中国教师报一直被一线读者亲切地称为“中国课改报”。多年来一直关注课改进程,锁定课改,服务课改,引领课改,参与课改,致力于发现和推荐课改典型,曾先后推出了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山东省昌乐二中、河北省围场天卉中学、江苏省灌南县新知学校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课改典型。尤其是2011年全新改版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围绕“课改”,借助打造“四新”(新教师、新学校、新课堂、新学生),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内涵均衡,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选题,如《郑州变法》、《2010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李镇西突破》、《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区域课改的“殷都试卷”》、《好学校是一方池塘》等,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同时,中国教师报还突破传统媒体的桎梏,积极探索媒体发展的新形式,打造了集平面媒体、网站论坛、香山会馆读者俱乐部“三位一体”的“新媒体”概念,并且以活动拉动服务,启动了一系列公益活动,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最科学的教学方法,送到一线教育者身边,服务和促进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
  有媒体把此次“课改中国行”誉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课改长征”,“课改中国行”左手挽着教师,右手托着课堂,是课改的宣传队、播种机。
  “课改中国行”志愿者、江苏省昆山国际学校刘恩樵老师在“课改中国行”启动之时,曾撰写一副对联:“课改中国行调研中国课改;课堂现代化打造现代课堂”。8月6日,他乘车5个多小时,从江苏昆山赶赴如皋,参加“课改中国行”如皋站的活动。活动结束,他在自己的日志中这样评价:“课改中国行”打破了以平面媒体为平台宣传与实践课改的思维,突出田野意识与行动意识,走出编辑部,走出北京,走向大江南北,走进基层学校,走到一线教师的中间,这种挽起袖,卷起裤腿,行走教育田野的做法,能够真切地感受中国大地上的课改脉搏。这种行动哲学思维下的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与一线教师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能够采撷一线基层最鲜活的经验、智慧以及困惑、困难等。
  湖南省岳阳县教育局局长李有根是一位坚定的课改行动者,最初他曾担心“课改中国行”这样的活动会流于形式,专门在网上搜索了相关信息,发现在其他省市举办的活动深受好评,为此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接待工作。他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坚持搞下去,并且可以把规模组织得更大一些,让更多的教师受益。
  “‘课改中国行’公益宣讲为西和教育注入了最新鲜的元素,为西和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公益宣讲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课改之路的决心和信心。”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说。
  对于中国教师报的编辑记者而言,“课改中国行”是一次难得的深入一线、贴近一线的机会。本报记者韩世文在博客中写道,我们发现,教育一线蕴藏了丰富的新闻素材,正在成长着大量具有教育情怀、改革智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此次“课改中国行”,正是一次极其有意义的发现之旅。
  暑期“课改中国行”活动结束了,但是这场“红动”全国的“课改长征”才刚刚启程。

课改让教师开始“觉醒”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认识到,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教材的更换,学习内容和教研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教学观念的根本转变。
  在座谈采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课堂改革,学生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变化,教师的专业成长意识开始觉醒,一些教师对教育对教学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认识。尤其是一些农村学校,一线老师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开始专业觉醒,并致力于寻求通过校本研究、专业发展共同体,来促进自身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8月7日,“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福建省大田县。该县建设中心小学副校长郭秀丽说,眼下,中小学生都还沉浸在欢乐的暑期活动中,而大田课改教师们却早早地忙开了。忙什么呢?忙充电,忙学习。在郭秀丽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有一些课改方面的内容,她说:“课堂要高效,最重要的是小组合作的构建,学生学习要自主,教师就要放权,给小组合作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实验小学校长吴建玲说:“我们的课堂就是要变‘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为‘带着学生走向知识’的师生共同发展的课堂。”城关第二小学特级教师肖玉琳是该县首席学科带头人,她对高效课堂最直接的感受是:“教”“学”关系发生了转变,注重“以学论教”,注重关注学生的“学”,注重创设师生互动和谐的教学关系。
  浙江省宁波市实验小学的黄铁成是此次“课改中国行”宁波站座谈采访中发现的一位课改先锋教师。10年来,他已从一名普通语文老师成长为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并且出版了个人专著。通过课改实践,他的语文课堂逐渐从关注文本、师本走向关注生本,开始尝试从学生的视角解读文本,从学生的学情起点选择教学内容,循学而导,以学定教,形成以“培养学生语感和语言学习为中心”的语文教学理念,开始从关注教材走向关注课程,从关注言语内容走向关注言语形式,从专注研究阅读教学走向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养,获得学生的欢迎、家长的信任和各级教研专家的认可。他说,课改不仅成就了他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专业行走方式,找到了职业的幸福感。
  侯姝琛是安徽省宿州市宿城第一中学的英语教师,作为一位高中老师,她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在分数与课改之间陷入两难,而是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她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教学观和教师观,逐步形成了以“分板块,建模型,重过程,融策略”12字英语教学模式下的“生命课堂”、“我的学习我作主”及“学习即生活”的一系列新课程实践,完成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及评价方式的彻底转变。
  谈到课改的心得,她用“蜕变”来形容自己成长的过程。她说,置身于课改中的教师,好比正在蜕变的蝴蝶,只有破茧而出,才会有蜕变后的绚丽。在实践中,她首先冲破观念、角色这张“茧”;其次挣脱教材、教法这张“茧”;最后突破策略、学法这张“茧”,最终用自己的行动打造优质高效的新课堂,实现“生命的狂欢”,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区域课改先锋图谱

  区域课改呈现的繁荣景象,更加印证了本报曾经提出的一个主张,区域课改的推进正在让教育均衡发展从硬件均衡走向软件均衡,从条件性均衡向内涵式均衡转型。
  课改在渐进性的推进过程中,正在催生着一种新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教育竞争秩序与学校格局正在被重塑。我们看到,区域教育呈现了快速崛起的态势,涌现出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正在不约而同地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这些区域课改典型中,有致力于校本教研制度创新的,有寻求课堂教学模式突破的,也有进行县域教育生态系统改造的。当课改以区域推进的方式逐步深入,为步入“深水区”的课改注入了新的活力。
  福建大田是在课堂教学改革层面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区域。早在4月初,福建省首届“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观摩与研讨会就在大田县举行。为什么选择大田?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核心成员、教育部新课程教学专业支持项目组负责人余文森教授给出答案:“大田的课堂教学改革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常规化教学模式,率先在全国县域范围内推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做法,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改革路径与成就堪比当年的安徽凤阳小岗村。”
  与一所学校内部进行的课堂教学改革不同,大田的课堂教学改革不是一个“点”,而是区域内的整体推进,囊括全县城关及辖区18个乡镇的中小学校,而它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展“高效课堂”教学实践,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确定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生命活力从追求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课堂成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社会生活能力、质疑能力的“操练场”。
  一年多的实践,大田成了福建乃至全国的“热点”,广东、吉林等省区的700多名教育工作者,先后实地考察了大田县课堂教学改革模式,对大田县的这项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更重要的是,大田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看着孩子们在课堂上活泼主动地发言,教育局局长林镛无比欣慰,他说:“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课堂时,我们终于惊喜地发现‘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运用,能很好地解决让学生成为课内课外的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与福建大田的区域课改推进策略一样,江苏如皋的课改同样锁定课堂,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发端于高中化学学科的课改实验成果,成功实验于一所农村中学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如今已在全市推广开来。这一注重“学习活动”构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学习不再是枯燥的事情,让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难题得以化解。
  在安徽省宿州市,无论是城区学校还是农村学校,无论是优质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课改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整体性繁荣。萧县白土镇中心校通过乡村教研活动的开展,使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升,反思、研究已成为一线教师的成长方式、生活方式。
  这些课改成功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区域课改推进策略的行动研究,重视课堂教学模式的选择和研发。有人质疑,区域课改强调模式是否违背教育规律,是否对教师教学自主权是一种践踏。在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看来,区域推进课改之所以强调依托“模式”这一平台,就在于理论成果要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离不开模式这一桥梁和中介。在课改初期要通过一定的模式来规范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它可以缩短因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而导致的课堂教学效果的差距。
  “为什么一些改革最终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建模环节,一边是曲高和寡,一边是涛声依旧。”金海清说。
  课改,从一校的改革走向区域性的整体改革,为学校个体的改革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区域课改让想课改的校长和教师知道,课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区域课改推进过程中,课堂改革让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困境破题成为可能,改革的突破口是课堂,成为主流共识,从课堂改革出发,寻求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路径,成为主流选择。河南省新乡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宇说,课改,学校是第一线,农村是难点,教师是关键,课堂是主阵地。课改改到深处是课堂,课堂是课程的载体,课改10年,需要重新回到课堂上来,应聚焦于改课。如果揪住课堂,找准课改这个支点,借助整体性课改推进策略,实现课堂效益的全面提升,则可以最大幅度减少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问题。

课改在“改课”上破局

  课改需要回到“改课”上来求解答案,这是课改10年得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素质“养成”的主要阵地在课堂,任何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离开课堂这个育人的主阵地,都将沦为脱离实际的空话。课堂是课改的核心,是教育矛盾中主要矛盾的核心部分,不敢触动课堂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是伪改革。改课,就是要把课堂这个小阵地开发到极致,把教学放大成教育。唯有新课堂才有新学校,唯有新教师才能培养新学生,新课堂是素质教育落地的突破口。
     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在“课改中国行”宣讲活动上即兴发言时,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改革的抓手是什么?学生在校时间的大多数在课堂,应试教育的“苦果”也是在以讲授为中心的课堂结出的,课堂才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最终落脚之地。中国教师报所倡导的新课堂实现了从“讲”中心到“学”中心、“师”中心到“生”中心的巨大转变,这是对师生的极大解放,生命只有在这样的课堂才能拔节,人性在这样的课堂才能彰显。这为西和县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现实蓝本。
  “课改中国行”4路大军一路走来,收获最多的就是课堂教学改革层面的成果经验。安徽省阜阳市成效中学,是一所刚刚创办不到10年的民办学校,近年来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使学校成为当地最热点的学校之一,每年生源爆满。
  天津市宝坻区育英中学始建于1994年,原属于天津重点中学宝坻一中的初中部。2006年7月,育英中学与宝坻一中脱钩,成为宝坻区唯一一所体制改革的高中,独立办学,面向全区招生。让人担忧的是,学校生源都是别人掐了几层的尖后剩下的,学生中考分数甚至比周围学校低50分,而教师队伍的教学经验整体不足,以前一直教初中,没有教高中的经验,教学方式也比较落后。
  临危受命的校长赵春玉酝酿着,如何才能让这所高中校起死回生。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如果按常规的课堂模式,效法其他高中校的普遍做法,那么,我们会在竞争中输得很惨,更谈不上学校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确保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尽管高中推进课改难度很大,但育英中学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学校是从2009年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教学改革的,而这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不仅超出了外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学校的想象。尤其让赵春玉欣喜的是,课改之后,差生大幅度减少,中等生在增多,优等生的增加更为明显。
  “实施教学改革的4年是不平凡的4年,4年中我们既有接受新理念洗礼阵痛中的欣喜,也有探索新课改模式收获中的辛酸。正如许多学校老师所说,面对新课改,我们曾经豪情满怀,也曾经犹豫彷徨,但我们毕竟走过来了,而且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赵春玉说。
  作为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赵春玉特别强调,改革和升学率不是对立的,相反是统一的,真正的改革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的。

领军人物的价值

  每一个区域教育成功探索的背后都有一个智慧的操盘手、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正如区委书记李南沉和教育局长李志宇之于安阳殷都课改一样,他们是区域教育变革的决策者、引领者和直接推动者。关注领军人物绝不是在有意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创造着让人激动不已的奇迹,他们在默默践行着人们期待已久的教育理想。
  在调研采访中,无论是江苏如皋的“活动单导学”,还是福建大田的“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教育典型经验的背后,不仅仅是理念与方法,还有改革者的责任与态度、理想与热情。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上任伊始,就倡导全县学习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先进课堂教学模式经验。他坚信,学习本不应该是苦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能让人感到愉悦的事情。教育,让孩子考上大学没关系,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成为“状元”提供最大的可能。他说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是谁?首先是学生,其次是家长。我们做老师的首先要问问,学生对我们的课堂满意吗?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吗?
  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是一位力行课改的领军人物,他领衔主持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推进课改的日子里,听课成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推进课改的重要手段。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在听课和调研中发现的大大小小的课改问题,比如不会设计活动单怎么办?村小推进课改滞后怎么办?教学常规怎么抓?这些问题就是通往课改成功彼岸的路标。他常说,当一名好老师,受益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当一个好校长,受益的是一所学校的学生;而当一名好局长,受益的则是一个区域的学生。
  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同时肩负使命、心怀教育理想的教育主政者,从他的专著《教育的理想与行动》中,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智慧、思想,还有责任与良知。在他的领导下,以爱心教育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兰州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区域亮点频出。

课改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态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课改成功的案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普通中小学校。有人认为,课改正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在调研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教师对课改普遍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与此同时,来自于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很多,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更具颠覆性和彻底性。这样一种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穷则思变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地区改革的心理基础,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多年来,大批优秀教师流向县城,县城的教师流向城市,城市的老师流向南方或者沿海城市,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大批学生也呈现这样的流动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壳学校”。改革是农村学校和落后学校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选择,农村学校只有通过课改发展自身,才能赢得尊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是等待死亡。
  相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城市名校的改革动力则明显不足,因为城市学校有高标准的硬件设施,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生源,即使不课改,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当面临可改可不改的选择时,选择不改是理所当然,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可能要付出代价。
  8月20日晚,本报论坛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网友魏建胜认为,主要因为城市学校掐尖,尖子生都被掐走了,农村学校要发展,就不能靠尖子生了,只有靠改革谋得一条生路,而在城市学校,尖子生恰恰培养了老师的改革惰性和学校发展的依赖性。
  网友独孤九剑认为,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成绩都是一流的。要名得名,要利得利,呼风唤雨,四平八稳。如此这般,还搞什么改革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生源向城区疯狂流动、办学环境日趋恶劣等不利条件,不改革不仅仅是无法守住自己阵地的问题,而是随时会被城市学校边缘化和消灭的问题。
  志愿者刘波认为,家长可能是城市名校课改最大的阻力,我们教育人需要引导家长,而不能一味迎合家长,否则课改无法进行。
  “城市和农村课改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农村学校,社会关注度小,恰恰也给老师、给学校以一定的发展自由空间。”网友熊振鸿说,“古人说,穷则思变。无论当年的南湖红船,还是小岗村的血指印,都代表着时代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洪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教育作为课改的破冰者和引领者,必将代表中国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方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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